胜博发网页伦敦餐桌上的王尔德

二战过后,有人曾经问过叼着大雪茄烟的丘吉尔,你来生愿意与谁倾心长谈?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回答:奥斯卡·王尔德。

可王尔德的名声一度并不好,一些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还在以道德的名义不停地声讨他,认为他是一个伤风败俗的“败类”。那时候,王尔德去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,彬彬有礼的英国上流社会“礼遇”给他的骂声一直不绝于耳。可大英帝国首相、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却对他情有独钟,将其视为知音,并把来生预支给了他。

丘吉尔之所以青睐王尔德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尔德是一个“充分的人”。德国戏剧家席勒说,只有充分是人的时候,他才游戏,只有游戏的时候,他才是一个充分的人。而王尔德正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“浪子”,他时常脱下伪装的外套,摒弃清规戒律,率真地游戏着,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,他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。

在近年兴起世界性的“王尔德热”之后,他的许多话已经被奉为艺术和人生的格言。他的话不乏深刻,甚至深刻得有一些“另类”。这可能正应了那句老话,艺术上的才华首先表现为怪才,因为“怪”便是一种突破。比如,王尔德说:“谁征服了伦敦的餐桌,谁就征服了整个英国。”这是王尔德刚从学校走进社会时说的,话里暗含着揶揄,可也正是从这一时刻起,他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征服伦敦上流社会的游戏。

这场游戏是从征服伦敦餐桌上的女人开始的,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“猫捉老鼠”,吃掉老鼠是次要的,捉的过程比吃掉更有乐趣。他把女人当成一个个假想的对手,想方设法地施展自己的才华,并且常带有表演的色彩,以赢得她们的芳心。他对女人的逻辑是:赢得就是征服。于是,他白天把自己闷在屋里写诗,目的就是为了在晚餐的餐桌上朗读给那些女人听。餐桌上的女人调动了他生命的激情,也引爆了他的才华。1881年,他把这些诗结集为《王尔德的诗》,结果名声大噪,使他很快成了诗坛上唯美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。

王尔德的诗,以及他后来创作的戏剧、小说和童话一直都有浓郁的唯美主义倾向,这与他喜欢女人有关,或者说与他“讨好”女人有关。他说,只有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唯美的动物。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,伦敦有一个著名的漫画期刊,叫《笨拙》,它一直和当时的唯美主义运动“过不去”,而王尔德自然是他们所要讽刺的主角。有趣的是,他们刊登的那些漫画,所表现的场景都是餐馆或是密室,似乎只有这两处才是唯美主义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温床。在这些画中,王尔德都是和女人在一起,有时是和一个女人独处,有时是和很多女人在一起,很有一点众星捧月的味道。但无论是王尔德,还是那些女人,他们都露出一副很快乐的样子。连那些漫画家也不得不承认,女人们喜欢王尔德,这让那些习惯了装腔作势的保守主义者嫉妒得要死。可女人们喜欢王尔德的真性情,以及那种真性情所带出来的才华,这种叫做“才情”的东西早已对那些保守主义者“扭过了头去”。

胜博发网页,当然,王尔德的才情也可以说是女人们对他的回报。王国维说作为词人的李煜是“生于宫中,长于妇人之手”,因此才有他内心的“洁净”,而英国那些富有风情的女人们也同样给予王尔德以“不谙世事的纯洁”。而正是这“不谙世事的纯洁”隐喻了王尔德的命运,因为它对文学创作是一种滋养,而对生活却是一个陷阱。

无论是王尔德的生前,还是死后,没有人会否认王尔德的天才,用当时英国一个女演员的话说:“在伦敦,一个白痴见到奥斯卡·王尔德,都会摘下自己的帽子。”可是他的天才确实是“玩”出来的,或者说是在他充分地享受生命的时候,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。

王尔德说:“人的灵魂就像一个小女孩,躺在地上又哭又闹。”他对这个“小女孩”宠爱有加,很少“训斥”和“引导”,或者说,他无法抗拒人的灵魂的意愿。所以,他在谈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说:“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,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。”这无疑是那个叫“灵魂”的“小女孩”说的,她真的很任性。

在王尔德“不宜严肃”的生活中,我们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与他的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。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毕业不久便结识了当时最有名的美女莉莉·兰翠,像所有接近莉莉的男人一样,王尔德疯狂地爱上了她。他的《新海伦》等很多诗都是为莉莉而写。而当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时,他送了一本给莉莉当作礼物并在内页上写着:“致海伦,那位以前生在特洛伊城,现在却身在伦敦的美女。”如果没有莉莉·兰翠,也许就不会有王尔德的《新海伦》等优美的诗作了。而话剧《帕杜亚公爵的夫人》也是他和纽约女演员玛丽·安德森爱情的结晶。不幸的是,他的剧作被玛丽·安德森退了回来,他梦想的稿酬和女人都远离了他。他自我解嘲地对他的朋友薛瑞德说:“我们今晚没有钱和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了。”

几乎王尔德所有的作品都能找到与生活的对应,都能看到与他生命最内在的联系。当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,他觉得给自己儿子讲别人的童话是一种耻辱,于是就写出了《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》,评论家、传记作家维维安·贺兰认为这是一部“堪与安徒生、格林等著名儿童文学家作品并列世上的最伟大的童话故事”。在这里,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,维维安·贺兰就是王尔德的小儿子(王尔德入狱之后,他的两个儿子都随母亲改了姓氏)。

还有,王尔德喜欢“奇装异服”,这曾经成为伦敦的一个风景,同时也招惹来一些人的诟病。他为了反驳人们的攻击,也是为自己的这一爱好找到理由,于是开始钻研人类服饰史,并写了大量的论文,结果他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服饰专家。

即便成为一个囚徒,他也同样写出了《狱中书》和诗作《里丁监狱之歌》。

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尔德一样,把生活和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在他那里,这两者无疑是世界上最有情趣的事物,而情趣也正是生活和艺术的本质。他一直想把自己充满情趣的生命体验转化成艺术,他真的做到了,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

他也一直用情趣抵抗枯燥。他最吸引人的一句话是:“枯燥是因为严肃进入了晚年。”

他去世一百年后,《纽约时报》的一个专栏作家很大方地说了这样两段话。

1881年,刚刚出道的王尔德曾去过一次美国,这次美国之行也许最能体现他对生活的游戏情趣。

当时,王尔德的一举一动都成了伦敦餐桌上的话题,无论褒与贬,整个英国艺术界,包括上流社会,再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了。这时,商业神经极为发达的美国人也发现了这棵“摇钱树”,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向王尔德招手了。

邀请王尔德赴美,是美国文化界的一个“阴谋”。因为在1881年的9月,纽约要上演喜剧《单人纸牌戏》,而这部戏是讽刺王尔德与其他唯美主义的诗人的,戏中一个名叫“肉欲诗人”的角色,人们普遍认为是影射王尔德的。这部剧的导演认为,如果可敬的王尔德先生能够在纽约亮相,一定会大大提高该戏的卖座率,所以他极为殷勤地力邀王尔德。而王尔德并没有问其究竟,便以大英帝国艺术家的身份,漂洋过海地去传播美和艺术了。

很有趣的是,在他乘“亚利桑纳”号到达美国,在过海关时,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物品需要申报,他回答说:“什么都没有,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。”这一回答让在场的记者目瞪口呆。

王尔德在巡回演讲中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兴趣,而是大谈他所喜欢的服饰和英国的文艺复兴,可当时的美国还不过是一个艺术的荒原,观众对他的演讲很少能听得进去,他们更喜欢看到传说中的这个唯美主义诗人的“怪异”行为。王尔德并不投其所好,还不停地在演讲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表刻薄的评论。例如他说:“在美国生活就像长长地吐了口痰。”还有:“我认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更好的礼貌。这是美国文化中最值得注意、也最痛苦的缺点。”

即便这样,他也同样受到美国女性的喜欢,他不得不请两个秘书,一个负责签名,一个负责回应向他索要头发的女性。他的餐桌上经常有很多才貌双全的女性,她们喜欢王尔德对美国男性率真的挖苦。这当然也会激怒那些自以为是的、虚伪的美国男性,报纸上不时有对他的攻击和谩骂。

而王尔德也并不在乎这些,在完成了近七十个城市的演讲之后,他发表了对美国的最后结论:“好的美国人死时会到巴黎,而坏的美国人会留在美国等死。”

美国的《论坛报》也以同样的口吻对他的美国之行做了总结:“不管他在哪里出现,都能以一种新方式娱乐大众。大学城的学生视他为绝佳的嘲讽对象,蒙古大夫用他最喜欢的向日葵来宣传药物……在风气自由不受羁绊的美国西部,商人也利用王尔德大作广告,他随便拿起一份报纸,就可能会看到自己出现在服饰的广告上,而广告词上写着:王尔德在本店添购服饰。”

王尔德才不管美国人如何说他呢,他做完了全部演讲之后,数一数手里的钞票,很潇洒地回到了欧洲,以英国绅士的身份去巴黎挥霍这些轻易到手的金钱,并开始写作《斯芬克斯》。

一直想戏弄王尔德的美国人,却被王尔德很机智地嘲笑了一番。

王尔德的生活就像一根针,一下子扎进了上流社会的肉里,但人们并没有看到流出来的血,而是看到流出一些虚伪的汁液。

王尔德一生追求的理想就是生命的自由,而他又恰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,当时的英国社会拘泥于传统,甚至顽固而充满偏见,连文学与艺术的原则也必须恪守社会规范。因此,王尔德决心以瓦解这种枷锁为毕生职志,他从一走向社会就开始向这种虚伪的道德宣战。在他即将从牛津大学毕业时,有人问他对未来有何野心时,他说:“天晓得,不过我是不会留在牛津教书的。我想当诗人、作家、剧作家。我想我会成名,如果我没有出名,就会臭名在外。或者,我会尽情享受生活的一段时间。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?柏拉图认为的凡人最高境界结局是什么?就是坐着冥想美好的事物。或许我的结局也就是这样。”可是,他所说的“美好事物”是常常和社会的虚伪道德相敌对的,他为了使自己内心里的“美好事物”更有力量,有时不得不付出“放纵”的代价,从而使自己获得片面的深刻。

对于作家而言,刻意追求片面的深刻,正是理性在情感面前的一次“放纵”。

王尔德在入狱前,曾在伦敦刑事法庭上为自己的小说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进行辩护,与当时出庭的学生时代的死对头卡森展开激辩:

卡森:你在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引言中写道:“世上没有所谓道德和不道德的书。书只有写得好与写得坏之别。”这段话是否表达了你的想法?

王尔德:是我对艺术的想法,没错。

卡森:那我是否可以说,无论一本书有多不道德,只要写得好就算是好书?

王尔德:没错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创造出美感,达到人类能力所及的最高境界,就是一本好书。书写得不好只会让人恶心。

卡森:那么一本写得好却表达了违反道德观点的书也可以是好书了?

王尔德: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观点。观点属于人,而非艺术家。

王尔德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,文学只创造美感,而与社会道德无关。如果道德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,而只是让人们学会伪装,这样的道德只对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有用,而对文学却毫无价值,因此王尔德说,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够娱乐工人阶级,激怒中产阶级以及迷惑贵族阶级。

以放纵来表达生命的自由,以玩世不恭来蔑视上流社会的虚伪,以片面的深刻来击溃道德的清规戒律,这成了王尔德生活和写作的思维方式,甚至成了他的行为方式。这不仅引起了贵族阶层的不满,连另一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瓦德·佩特都说,王尔德拥有太多的知识,但却过于粗鲁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,他属于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。由此可以看出他不羁的行为是多么的惊世骇俗,又是引起了多少人的误解三大网赌正规平台 ,!

但是,放纵与不羁总是与自由相伴相随的,也许正是这样,使他不仅获得了表演的快乐(王尔德一生都像一个有点“人来疯”的孩子),而且使他讽刺的技艺更加成熟,对悲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。他最伟大的作品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和《莎乐美》都与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有关,他的才华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拥有了横空出世的震撼力。王尔德一直为自己的放纵与不羁而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而得意,他说:“我的生活靠的是天才,我的写作靠的是本事。”其实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寻找着能表达他的人格魅力的写作形式,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写作形式,但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许多精彩的篇章。

我们不得不承认,王尔德正因为是这样活过,所以才这样写了;他和别人的活法不同,所以他和别人的写法也不同。或者也可以这样说,因为他活到了这个分上,他才写到这个分上。他让我们看到了,写作与生命是如此的密不可分。

有一篇评论王尔德的文章《从天堂到地狱——王尔德自我悲哀画像》(《狱中书》序,广西师大出版社),曾对王尔德的一生做出这样的评价:“王尔德的生活,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,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,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。”在这里,我只能这样说,有一些评论家总是喜欢用篱笆围成一个院子,然后把他们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作家都养在这个圈里,以供他们随时拉出来做一些技术上的鉴定,而这种评论方法至少不适合于王尔德。美国的一个评论家说,只有那些内心里充分地拥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王尔德,因为和那些上流社会老谋深算的贵族相比,他不过是一个孩子,一个喜欢嬉戏的孩子。

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篇短文提出疑问,难道只有像王尔德那样以牺牲道德的方式,才能拥有像他一样出众的才华么?我可不喜欢有人向我提出这种问题,我多么希望王尔德能像老托尔斯泰那样,以道德完善的方式来生活和写作,可是如果真的是那样,王尔德不仅成不了托尔斯泰,可能连王尔德自己也不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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