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打不死的邹元标”之死

“割不尽的韭菜蔸,打不死的邹元标”,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斥顽皮捣蛋、不听话的孩子,然而,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无标不畏廷杖,屡屡上谏的褒奖。

邹元标,字尔瞻,别号南皋,江西吉水人。

《明史·邹元标传》记载:“初,元标立朝,以方严见惮,晚节务为和易。”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“抗疏切谏”到晚年的“首进和衷之说”,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。

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,三起三落,其宦海沉浮,与明朝的两位皇帝——神宗朱翊钧、熹宗朱由校,两位女人——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、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,两位权臣、宦官——张居正、魏忠贤,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。

明万历五年,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,授现政刑部。所谓“观政”,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,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,练习政务,期限一般定为三年,期满后再补京官。邹元标步入政坛之初,还在“观政”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“夺情”。

还是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“抗疏切谏”,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?说到这儿,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。应该说,张居正的“万历新政”是有贡献的,《明史》赞曰:“江陵秉政,综核名实,国势几于富强。”可是,张居正在“细节”问题上却犯有大错。

第一,把皇帝朱翊钧甩在一边。1572年,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,年号万历。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宦官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,俗称内相;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

辅,俗称外相。张居正也投挑报李,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,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,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,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。这样就形成了由李太后、张居正、冯宝组成的“铁三角”政治集团,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。在这个“铁三角”政治集团中,没有皇帝朱翊钧的位置,朱翊均吵闹着要亲政,而李太后明确表示:“三寸岁前不提亲政之事,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。”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。

第二,与李太后关系暖昧。《明史》记载,张居正长得很帅,“面秀眉目,须长至腹”。当时,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,二人的绯闻确史不少,且皇帝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。

第三,滥用权力。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,所谓权臣,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,大权独揽,使用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权力。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记载:“居正为政,以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为主,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。”因此评价他说:“威柄之操,几于震主。”

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,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自吏弹劾他夺情的事件。所谓夺情,就是剥夺父子之情,不回去守孝,而留在朝廷继续为官。

万历五年秋,张居正的父亲去世,按明朝礼制,父母去世,儿子必须守孝三年,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,称为“丁忧”。当时,万历新政初见成效,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?于是,在户部侍郎李幼孜“倡夺情议”中,李太后仍继续把张居正留在朝中。

张居正“夺情”,李太后欢心,朱翊钧无可奈何,朝中大臣愤怒。翰林王锡爵、张位、赵志皋、吴中行、赵用贤、习孔教、沈懋学,员外郎艾穆,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,上疏劝谏,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“丁忧”之机,把他赶下台。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,竟使出了“杀手锏”,对劝谏大臣皆“廷杖八十”。

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,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,行杖时要脱掉裤子,杖打屁股。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十下,杖八十下,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,血肉横流,腿断骨折,甚至有杖死的危险。

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,张居正的为非作歹,暴戾横行,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,他马上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,揣入怀中,直入宫廷。

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“才虽可为,学术则偏;志虽欲为,自用太甚”,而“进贤未广”、“断刑太滥”、“言路未通”、“民隐未周”、“用刻深之吏,沮豪杰之材”却“又不可枚数矣”,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,难道“有利社稷耶?”又指出,张居正借口说皇上“崇尚未成,志尚未定,先生即去,前功尽隳”,难道“弼成圣学,辅翼圣志者”除了张居正,“禾可谓在世无人也?”张居正自比“世有非常之人,然后办非常之事”,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:“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,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,然后谓之人。今有人于此,亲后而不顾,亲死而不奔,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,世不以为丧心,则以为禽彘,可谓之非常人哉?”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。

在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“夺情”而被打得血肉横飞、瘸脚拐腿的情况下,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,太监不接,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,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,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。李太后、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,“大怒,亦延杖八十,谪戌都匀卫”。

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,反而被誉为“打不死的邹元标”呢?民间传说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,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,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,板子落在地上打得“啪啪”作响,却不曾沾到人衣。这一说法,有-叫定的可信度。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大臣,甚至包括小皇帝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,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动作,保护邹元标,合乎情理。

就在邹元标准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,万历六年春,小皇帝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。

小皇帝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,万历五年,朱翊钧结婚成家后,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,搬回慈宁宫居住。离开了李太后的监护,朱翊钧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便在太监孙海、客用的陪同下夜游京城,孙海与客用还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一同前往,喝酒作乐。朱翊钧在喝得酩酊大醉时,向两位宫女提出了非礼要求,没想到两位宫女至死不从,朱翊钧大怒,喝令推出去斩首。经孙海提醒,朱翊钧这才觉得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,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。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中记载的“乾清小珰孙海,客用等导上游戏,皆爱幸”,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
第二天,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,“使保捕海、用,杖而逐之”,并跪倒在奉先殿祭告亡夫,还作出撒消朱翊钧九五之尊地位的决定,改让潞王继承皇位。

这下,朱翊钧着实吓得三魂出窍,六魄离体,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,乞求得到宽恕,并保证改过自新。李太后胁迫他说:“听听张先生的意见,看怎么处置你。”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的商量下,找了个“请人代为充军”的理由,这场风波才告以平息。

找谁去代皇帝充军呢?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邹元标的头上。

能代皇帝去充军,说明邹元标还是深得小皇帝朱翊钧的器重。当邹元标戴着“两顶帽子”去充军时,朱翊钧还亲自为他送行,并安抚说:“代朕受罪,上路之后,身为囚犯,实为皇帝,所到之处,文官下轿,武官下马,有朝一日,得以还朝,朕将加封于你。”

邹元标是不是真有代皇帝充军这么回事《明史》中没有记载,但民间却广为流传。

尽管邹元标戴了顶“代皇帝充军”的帽子,但张居正还是想要置邹元标于死地,并指派巡按御史谋害邹元标,谁知巡按御史走到镇远时忽得暴病而死。邹元标来到万山丛中的都匀卫后,虽然生活非常艰苦,且“夷僚与居”,但“元标处之怡然,益究理学,学以大进”。这对邹元标尔后成为“学院派”三君子之一大有裨益。

在政坛之外去观察、了解、反思政治观点和举措,往往能获得一种全新的感悟。6年的都匀卫充军生涯以及尔后30年的教书经历都对邹元标的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,这也许就是邹元标从初入仕途的“抗疏切谏”到晚年“进和衷之说”的政治理念趋于成熟的原因吧。

万历十年,张居正病死,皇帝朱翊钧开始亲政。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,在明朝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,却几乎无所作为。前10年他把权力托付给张居正,由李太后、张居正、冯保三人主持朝政;后38年他从来不上朝,整天花天酒地,搞得皇宫不得安宁。朱翊钧死后,李太后将其用过的酒壶、酒杯全部作为他的陪葬品埋进坟墓。这应该是一位做母亲的愤怒,她在怨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,把国和家弄得不可救药。《明史》评价曰:“故论者谓明之亡,实亡于神宗,岂不谅欤。”

要说神宗皇帝朱翊钧做了什么事,也就是只有两件:一是采取非常手段惩治张居正,追夺张居正的官衔,追缴张居正的赃物,追杀张居正的家人,甚至提议开棺鞭张居正的尸体,手段极其残忍。二是为抗疏张居正而蒙冤的官员平反。邹元标就是在这时被召回北京,任吏科给事中的。

邹元标第二次人朝后,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政治主张,可惜他遇到的是朱翊钧这个昏君。《明史·邹元标列传》中记载了朱翊钧接到邹元标上疏时的态度:“当是时,帝方壮龄,留意声色游宴,谓元标剌己,怒甚,降旨谯责。”朱翊钧竟把邹元标一心为他,为大明王朝的铮铮忠言责怪为“刺己”,并把邹元标贬为南京刑部照磨。

万历十一年春,邹元标进京,万历十五年被贬南京,在南京居住了三年后,1590年因母亲去世回到吉水老家。

《明史·邹元标列传》记载:“里居讲学,从游者日众,名高天下。中外疏荐遗佚,凡数十百上,莫不以元标为首。”但就是这样的·位名高天下莫不以为首的人物,朱翊钧到死都没再重用,因此邹元标在家足足讲了30年的学。

这30年,邹元标的成就大长,现在史学界称邹元标是明朝学者、教育家,其根据就是他在这30年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。30年的教书生涯中,他培养了大批的人才,写作了大量的作品,更丰富了他的政治理念。他的理学思想受到众儒的崇拜,名高天下,成为儒林的首脑人物,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,以服天下。

万历四十八年七月,朱翊钧驾崩,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,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,未上任,又改任刑部右侍郎。但朱常洛在位仅
个月就死掉了,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,即熹宗皇帝,改年号为天启。天启元年四月,邹元标还朝,十二月,拜为左都御史。

新普京娱乐场,www.3522.com,澳门新普京网址网站 ,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,他精神矍铄,拄着拐仗,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,锐意重振朝纲。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,时间虽短,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。

明朝晚期,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。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、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,他对朝中大臣说:“方今上在冲岁,乱在门庭,只有同心共济。倘复党同伐异,在国则不忠,在家则不孝。世自无偏无党之路,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?”因此,邹元标“思矫其弊”,“荐涂宗浚、李邦华等十人”,“请功召用叶茂才、赵南星、高攀龙、刘宗周、丁元荐,而恤罗大紘、雒于仁等十五人”,均被皇帝采纳。在负责对官员“外察”、“京察”的考核中,邹元标秉公论断,“去留惟公”。

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,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,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。他说:“江陵功在社稷,过在身家,国家之议,死而后已,谓之社稷之臣,奚愧焉?”意思是说,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,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。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,现在应该为他平反,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。邹元标的这一举措,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,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。

邹元标非常重视“启民智”、“崇理学”,他在家教了30年书,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,万历三十二年,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,为东林书院作了《依庸党记》及依庸党楹联,楹联为: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”

天启二年,再次上疏十三道,请得皇帝批准后,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,筹得180两银子,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(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)买下十余间民房,改建为书院。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,因此取名“首善书院”。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、也不赴宴会,专心入书院讲学,影响越来越大,听讲的官员、百姓日渐增多,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。

首善书院建成后,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,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,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、华燕超、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。

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,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,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,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,以莫须有的罪名,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,给予镇压。

于是,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,革除积弊,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,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“严谴”。

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,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——东林党,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。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,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,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。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,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《水浒传》中的一百单八将,编成《东林点将录》,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“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”。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、禁毁灭下讲坛的行为,邹元标非常气愤,“疏辨求去”。他在疏辨中指出,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,难道也是“山东妖贼”不成?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。

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,并于天启四年忧结而去。“打不死的邹元标”最后还是死了,明朝也跟着灭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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